岁月不待人，杜甫他万年萧瑟的坐船孤立在湖中央，静静的冻死……一代诗圣，可悲可泣啊
杜甫他晚年造句？
岁月不待人，杜甫他万年萧瑟的坐船孤立在湖中央，静静的冻死……一代诗圣，可悲可泣啊
2020-03-26
其次，杜甫晚年又常常以一种旷达、超脱
的世事旁观者形象出现，如《水槛遣心》一任心绪放之于江边风、雨、燕的远景之中，淡淡然略无世尘的沾染;《独酌》则俨然以一种“幽贪得自怡”的不是真隐亦是隐的隐者形象自居且自适，这种现象对于一个早年那么积极入政且笃奉儒道的人来说变化确乎极大。而造成杜甫晚年这种心态平和、趋于与世无争现象的原因可以说主要归结于道家思想的影响及安定的生活、大自然的洗涤。杜甫虽一向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其既生长在儒、释、道并重的相对开明的唐帝国，道家思想从一开始就对他不可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这在其为盛世、盛世转末世的唐帝国汲汲奔走的早、中年时期虽乏实现的土壤，但他既入晚年，社会的衰落加上个人境遇的变化使其在寻求内心新的平衡方面恰与道家思想一拍即合亦是势所难免的事。而这实际上亦是他承上之“郁”情对不可明言的黑暗现实否决的一种曲折流露。像上举《独酌》一诗在其抒发出幽居者“逸兴自娱，可以忘情荣禄矣”心态的同时，亦申明“本无轩冕意，不是傲当时”，联系起李白称许孟浩然“红颜弃轩冕”一语，正可隐见出杜甫对朝政已含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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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Ξ
收稿日期:2001-09-10
作者简介：刘晓光(1966-
)，女，山东莱阳人，文学硕士，北京教育学院讲师。第15卷第3期2001年9月
北京教育学院学报
JOURNAL OF BEI J IN G INSTITU TE OF EDUCATION Vol 115No 13Sep 12001
种贬意在内的情感伏流。此外杜甫后期定居于四川地区山川环抱之中，日夕受江风雨露莺燕的陶冶，大自然与老庄之道在诸多方面相契相成，亦使其情绪和顺、超然物外，所谓“荆扉对麋鹿，应共尔为群。”正如金圣叹评《水槛遣心》云:“看他(指杜甫)意思，全下取‘轩楹敞’、‘眺望贝余’，只重‘去郭’、‘无村’为乐耳。三四句，写出无町畦而有情致也……‘城中十万户’，不知‘此地两三家’；两三家不知鱼儿、燕子；鱼儿、燕子不知先生同处微风细雨之中。而各著其所著，各兢其所兢。”
那么，杜甫晚年的这种心态于其创作有何影响呢?
最主要看到的是，他那种沉郁的心态与其“沉郁”的诗体合而为一，是为律诗———在严格限制中“带着镣铐的舞蹈”，也即使其深刻的情感经过遏制与律化的二个台阶的“冷处理”，从而使诗意过滤得更为醇厚、隽永。其著名的《秋兴》八首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唐诗中，论起形式的严谨、句法的森严当首推律诗。律诗形式承齐梁新体诗，传至唐人手中虽也有不少改进与提高，但始终未有具有典范意义的突出成就，直到杜甫才把这一诗体发展至顶峰。我以为这是因为律诗的最大特点就是既使诗歌形式独立出来加以高度规范，又反过来以此高度规范了的形式限制诗歌所要表达的情感，故要写好律诗就须极好地统一形式的“限制”与情感的“限制”二方面，使它们水乳交融在一起。而杜甫之前的诗人比之杜甫往往缺乏一种深刻积郁的情思，故他们运用起律诗来并不太适宜。至于杜甫则因其由诸种因素深深积郁起的情感实际上与律诗形式本有暗中相合之处，也即二者均统一于高度的“限制”，故其在此基础上批判地汲取了前人从事律诗创作的长处并加上自己的新创，自然把律诗这一诗体推向了高峰。可以说，杜甫晚年沉郁的情感于“沉郁”、“限制”的诗歌形式“律诗”正如李白奔放的情感于“奔放”、“自由”的诗歌形式七古一样有天然凑泊之妙，故其成熟的律诗诗体在唐诗史上正具有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性，成为唐诗诗化的一个重要高峰。至于习见的杜甫常以律诗形式得心应手地处理普通的日常情感题材，如《春夜喜雨》、《又呈吴郎》、《南楚》等作，亦可视为其运用律诗形式熟而生巧的必然延续，引
其达此境地的先决条件是其占主导地位的郁情与律诗的紧密融合。
而入于道家、入于大自然，又使杜甫早年、中年过于汲汲的儒家功利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淡化与收敛，使其得到了一种从事诗歌创作所必备的“虚静”状态，而得以悉谛大自然的诸种形容声情自在之美，体察日常生活中的怡然情趣，其充郁的情感亦不期然而然地融入了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意象之后，提高了其诗歌的表现力。如杜甫作于代宗永泰元年的《喜雨》“南国旱无雨”一诗，按从早至晚的时间推衍集中叙述了久旱初逢的春雨雨前、雨中、雨后的形态踪迹，穿插以景致之变，不言“喜”字，而“喜”情溢于言表，篇末犹设想入夜后闻雨的情致，神余象外，韵味悠长。相形之下，杜甫早年、中年诗中出现的这类自然景物意象较其晚年是为数不多的，这或许是因为他奔波于仕途旅程而无太多闲暇顾盼自然风景的缘故。彼时他诚然深入了火热的社会生活并写下了纪实性的“三吏”、“三别”等诗章系列，然而若仅限于此，他于诗歌上的成就必有所局限。其实后人所称许的其“老成”、“沉郁”的诗歌风貌亦主要偏重于其晚年的律诗之作，在此方面尤需要有一种以自然景物意象涵括情感、一以当十的集中化艺术处理。而杜甫晚年既熏染于道家思想的影响、察于山川风物日常之美正为其律诗意象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积蓄。他在成都所写下的律诗多以风光和丽的自然形象与其安适的日常情感融而为一，而在夔府所写的律诗则多以险峻的江峡意象含孕动乱时代其忧国忧民的深沉思致，这些都属其律诗中极有代表性的上乘之作。需要看到的是，杜甫晚年在入于道家自然、日常的同时，仍残留着一种“平生心已折”傺失意的隐痛，这就造成其在摄取自然意象时有时偏好于一种残败、病态之美的表现，如枯梨、饥乌、病峡等，这固然也是一种时代阴影的投射，而无疑亦是对中唐发展至“以丑为美”一脉的启源。
总之，杜甫晚年是奠定其诗作的重要阶段，其人并盛唐虽已走向末途，然而“幽树晚多花”，杜子虽老诗仍成，其不朽的诗作与其失意的人生共生而长，奏出了盛唐诗坛告别历史舞台之前的最强音。2020-03-27
